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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堯天舜日”之頌與當今和諧社會之追求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在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中,其治國方略一步步完善。使由亂到治,多次實現“堯天舜日”之治,最終經歷了“為政識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過渡到德禮刑并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 
  論文關鍵詞:德治;法治 
   
  中國古代在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中,其治國方略一步步完善。使得社會由亂到治,多次實現“堯天舜日”之治,最終經歷了“為政識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過渡到德禮刑并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這既體現了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精神文明的自然傳承。 
  一、我國歷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 
  (一)上古時期的為政識德 
  德治思想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遠古的氏族社會,沒有階級,也沒有政治故也沒有法治概念,大家以公認的習俗來維持良好的人際和氏族關系,隨著氏族的擴大與合并,形成了民族,在當時部落內部主要靠風俗習慣及部落首領的才智和德政來服務人民。 
  在《韓非子·五蠹》中寫到,“上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稱燧人氏。”在共同抵御災害、獲取生活必需品的過程中,以群的方式結成最有效的生存方式,而群的首領不僅與普通人一樣勞作,還要以德治國。www.edntac.live于是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于是有堯舜讓國,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堯秉公辦事,體恤人民,嚴于律己,勤儉樸素。而舜不僅能以德垂范,任人唯賢唯德,而且舜又制定刑法,劃分疆界,敬敷五教,推廣詩樂。舜德唯善政,政在養民。從以上看,在舜禹時就已經出現了德治和法治的結合。但秦以前主要暢言“德治”,為政以德是德治的根本綱領。為政以德主要強調以道德教化作為政治的手段,仁政、德治、仁民愛物,以仁愛之心對待民眾,以德治仁政去獲取民眾的認可和擁護。所以從《黃帝》這本書來看,上古之時,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大同之世,主要是以古代圣王“德治”為主的政治。古代圣王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君主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罰、武力的方式威服天下。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二)孔孟“為政以德”與荀子的“隆禮”“重法” 
  “德主刑輔”的主張起始與西周統治者“明德慎罰”(《尚書·康誥》)的主張。西周時期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規范,“禮”和“刑”共同構成了社會法律體系的基礎,“禮”發揮了積極主動的教化功能,“刑”則發揮了消極被動的制裁功能。在實際中“禮治”在指導國家運行中起著指導作用,周朝主要在禮治的基礎上強調以倫理教化來實行仁政,通過道德感化實現王權與族權統一。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主張。主張君主要做到師以教化人民,君主行使權力要“懷保小民”、“師以教化”。在立法上,西周統治者吸取了夏桀、商紂等無德暴君“不敬厥德”致使其國家“早墜厥命”的教訓,主張在政治上實行“以德配天” “明德慎罰”,強調“德主刑輔”的治國主張。從而為孔孟的德治治國方略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儒家創始人孔子在周朝德政的基礎上,提出德教觀。曾提出施“仁政”,復“周禮”。并明確提出“為政以德”的政治見解。他認為道德能起到政治、刑罰所不能起的作用。在他看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僅僅是治標的辦法,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才能治本。他認為德治乃是治國的最佳方式。當然孔子也并非不要刑罰。他曾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孔子主張德法并用,寬猛相濟。他指出:“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就是說:君主一方面應以道德感化民眾積極向善,讓百姓自覺遵守社會規范。另外必須輔以法律制裁,糾正那些越軌行為,維護正常秩序。執政者必須將德治和法治結合起來,才能使國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 
  孟子與孔子相同,主張對民要重視道德感化,力主施行仁政。《孟子·盡心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當然,孔孟都有重德治,輕法治的一面。與孔孟略有不同的荀子則提出“隆禮”“重法”的思想,認為法與禮都是“治之經”(《荀子·成相》)。但“隆禮”“重法”的作用又是有區別的,即所謂“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由次可見,先秦儒家都主張德治,以仁德為維系人際關系,鞏固社會的粘和劑。他們大多實行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 
  (三)法家的任法而治 
  與儒家德教為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家的嚴刑峻法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韓非。他們主張變法革新,加強君權,用地主階級“一斷于法”的法治原則治理國家和處理人際關系,反對貴族的世卿世祿制和血緣宗法制。管子首先提出“以法治國”。韓非則及法家之大成,他建立了一個以維護中央集權國家為目的,以加強君主專制為核心的法治思想體系。韓非反對儒家的仁愛學說,認為“圣人之治國也,國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韓非·奸劫弒臣》)。他認為圣人治國不在乎老百姓是否有德,只要守法就行。靠善、靠德不能攏住人心,只有法方能“使齊”、“用眾”,明主之國必須“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韓非法治思想中,包含著賞罰并用的二柄思想。他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佞者也。”(《韓非子·定法》)他主張君主必須將“法術勢”緊密結合才能實行法治。他旗幟鮮明提出“不務德而務法”的理念,認為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之道。 

  總之,以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治思想在適應新地主階級的需要,為其奪取和鞏固政器權,實現全國統一,建立秦等后世中央集權帝國的需要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四)“德主刑輔”與“禮法并用” 
  隨著秦嚴刑峻法的政權滅亡,西漢統治者在認真總結了先秦各家的治國經驗,汲取秦滅亡的教訓后提出“文武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實現了從崇奉道家無為而治到獨尊儒術的轉變。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賈誼、陸賈等。董仲舒提出“厚其德而簡其刑”即“德主刑輔”的主張。對后漢王朝的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武帝擯棄了秦王朝的“專任刑罰”的統治手段,將道德教化與刑罰懲治結合起來。首先“定五經,明六藝”令人民“曉于禮義而恥于犯上”。如果道德教化達不到效果,再采取刑罰懲治手段。董仲舒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整合,以“德陽刑陰”來論述的與刑關系。“刑者德之輔,陰者,刑之助也”。董仲舒還提出“圣人多其變而少其嚴,后其德而簡其刑”。從而成為漢以后立法的指導思想。“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方略基本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對促進漢代封建經濟文化發展,保護君主專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國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出現了“文景之治”“光武中興”的圣世。 
  (五)唐朝“德主刑輔”“以禮入法”與“約法省刑” 
  隋唐時期,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思想進一步發展完善,禮法融合,以禮率律的形式在立法中固定下來。“以禮入法” “約法省刑”“禮刑選相為用”等成為政治家、思想家所倡導和堅持的原則。唐代一方面搞“貞觀修禮”,制定了一套封建道德體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我國歷史上最嚴密的法典—《唐律疏議》。不僅把統治階級意志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而且以法律的強制力推行其道德觀念。從而標志著禮治的法律化已告成功。在處理德禮與刑罰的關系上,則明顯表現出“德主刑輔”的傾向。經過一批政治思想家探索,唐朝認同“古之圣人為人之父母,莫不制禮而崇敬,立刑以明威”(《舊唐書·刑法制》)的思想,系統將封建禮教法典化,并經儒家經典解釋補充,從而完成自漢以來“引禮入法”到“禮法合流”的嬗變過程。同時唐在立法上采取“約法省刑”的政策。唐高宗李淵提出“務在寬簡,取便于時“的立法思想,而唐太宗李世民則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的思想。當然“寬”與“簡”都是相對的,對于直接威脅專制君主的統治及封建國家的行為,一律“殺無赦”。 
  總之,自漢確立“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的治國思想以來,到唐時期全面、系統將禮與刑有機結合起來,從而開創了“貞觀之制“及“開元盛世”的局面,封建集權制進一步強化。 
  宋代以后,“德主刑輔”的思想日益穩固,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王安石提出的“任德、任察、任刑”與“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刑”;丘睿提出的“禮教刑辟交相為用”及康熙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思想都反映完善了“德主刑輔”的法治思想。 
  二、古代德治法治思想給我們的歷史啟示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各歷史時期都認為道德教化與法律懲罰作為治理國家的兩種手段,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能偏廢。只有德法互補、禮法兼用,方能長治久安,因此都貫穿著“德主刑輔”的精神。這是封建社會長達幾千年的治國理念與實踐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我讀《黃帝》這本書的感悟。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古代的“德治”、“法治”其實質都是人治。與我們今天提倡的德治與法治有著根本區別。古代的“禮”也與今天的道德有著本質區別。不管“法治”也好“德治”也罷,都是皇帝意下的法治、德治。都在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古代的“德治”“法治”思想對我國實施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有著重要啟示。即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們要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共同作為現階段基本治國方略。當然,我們今天所實施的法,是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維護工人階級及以之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德,則是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社會主義的集體精神。只是在不同時期,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在我國治國方略中側重點是不同的。 
  (一)堅持以德治國,防止走向人治 
  我國古代道德往往注重于忠孝仁義,傳統道德對新時期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及家庭美德建設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于這些傳統道德往往帶有封建制度色彩,過分強調統治者個人道德在社會穩定中的作用。這樣的德治必然導致人治,導致權力終身制與世襲制。所以我們在以德治國的前提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 
  (二)堅持依法治國,防止法律工具主義 
  過去的法治是為維護君主專制服務的,是帝王君臨天下工具。而我國當代提出的依法治國首先承認廣大人民是治國的主體。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事務是治國的客體。社會各項工作要依法而行、依法辦事,憲法與法律是依法治國的依據,實現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是依法治國的實質所在。 
  (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 
  江澤民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的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于國家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而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道德與法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首先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沒有高度的道德文明就沒有高度的法制觀念。其次,法是道德的保障。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將道德規范確定下來,才能確實保證道德的實現。二者在內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輔相成,在實施中相互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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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時間:2012-11-22 13:38:52  作者:梁明 [標簽: 八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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